回到“公共”本色　“兩會”開在哪里？當然是北京。但也是在媒體上。

親自與會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不過數千人，十幾億人的泱泱大國，不算多，大多數人只能通過媒體關注兩會。會期內，電視、報刊、網絡、廣播上，每天都有大量有關“兩會”的消息。不能在人民大會堂與聞、討論和決定國事的普通人，試圖借此了解國家的動向，知曉政治決定和社會經濟政策。他們能得到想要的信息嗎？

情況說不上樂觀。“雷人”二字風行，大量媒體在討論，“雷人提案應不應該存在”，“雷人提案是多了還是少了”，用觀察家的話說，代表了某種粗鄙淺陋的議政趣味。

在時下這個社會，沒有被傳播的事情雖然不等于不存在，但不被傳播或傳播不力的事情，就沒有被關注的機會，更不會引起正兒八經的討論，遑論形成共識。“兩會”的會期有限，傳播的渠道有限，此消彼長，“雷人”

的、不著邊際的、瑣碎的、聳人聽聞和花枝招展的話題太多，更重要、更需要討論的話題：如何推進政治體制的改革，如何建立更自由平等的市場經濟，如何推動更公平、正義、和諧社會等等，不能得到有效的討論。長此以往，“公共事務”的“公共”二字如何體現？“公共生活”的“公共”二字何以寄托？“公共輿論”的“公共”二字又何以堪？

“雷人”和沉默，其實都是失職失責的表現。正值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都面臨復雜形勢的考驗，人們對這次“兩會”寄望很高， 對代表十幾億中國人參政議政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寄望很高，對立足公信力的各類媒體寄望很高。我們用什么來回答這殷殷期盼？我們的答案是回到“公共”本色。

汪玉凱：觸犯了利益集團的利益，改革就困難3月一到，“兩會”如期召開。這次“兩會”因為會期短、議程簡而被稱作“節儉的兩會”。不過，“節儉”

并不意味著需要討論和決策的事情不多，也不意味著需要面對的局面不繁難。恰恰相反，隨著全球金融危機深化，2009年將是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大考之年”，觀之以更長遠的歷史眼光，隨著改革開放步入第二個30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第60個年頭，更多的問題需要中國來解答。

一年之計在于春，我們采訪了兼任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和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的汪玉凱先生，請他談談當前改革的局面和任務。

問：“兩會”之前不久，山西發生礦難，這些年中央和山西政府對安全生產抓得不可謂不緊，措施不可謂不多，力度不可謂不大，但安全疏忽和礦難不已的現狀卻遲遲難以逆轉，同樣的情形還反映在食品安全、反腐敗等領域，而戶籍、醫療改革以及反對行政壟斷等領域的改革也出現了難以突破的局面，有人說，改革30年后，改革陷入了難局。進一步改革，重點何在，難在何處？改革的動力來自哪里？

汪玉凱：中國的改革和人一樣，經過30年后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過去的30年雖然有問題，但還是成功的，從一個閉關鎖國的狀態走到今天，改革取得的成就很不容易，但是隨著改革走進30年這么個坎，改革本身進入了一個戰略轉折期。這個轉折期有兩個標志。第一個標志是人們重新思考認識改革。30年前改革開始的時候，人心思變，窮則思變，在改革的問題上，中國社會有充分的共識。首先今天我們能不能再形成一種改革的共識？如果找不到共識，你認為改得不夠的地方，他認為恰恰是改過頭了，你認為有些改革是好的，還需要進一步深入改革，他認為這些問題正是改革本身造成的，同一件事情，不同的群體看起來可能完全兩樣。改革就要困難得多。

第二個，改革的重心在轉移。過去30年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導、主干進行的，其他改革都是配角。經濟發展是最重要的，改革的首要任務是解決吃飯問題。其他的行政、教育、科技、社會體制改革都是配角，是為經濟體制改革服務的。改革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軸向前推進，遇到什么問題再解決什么問題。這就是中國改革的思路，一種漸進式的改革，和前蘇聯經歷的激進的“休克療法”，先解決政治問題再解決其他問題的模式很不一樣。當然，中國改革也是以政治改革開道，當時不否定“文革”，不糾正冤假錯案、撥亂反正，經濟改革也改不動，政治改革承擔了為改革破題的任務，但局面打開之后，整個重心就放到經濟上去了。從1978年到1989年，中國的思想是敞開的，急著要吸納世界各種思想文化，來審視中國的道路。

那之后是一個分水嶺。如果沒有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經濟改革很可能要走回頭路。鄧小平沒有讓經濟改革回頭，在1992年堅定選擇了市場經濟，使得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完全清晰了。經濟改革一步步開始深化，市場經濟體系，包括法制和一整套制度架構，都由此推動了。但政治上相對滯后，甚至把80年代已經走出來的東西也收回去了。在某些關鍵點上，權力更加集中。

這種改革模式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問題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難以持久。到了2004年、2005年，中共十七大之前，靠在經濟領域進行單兵突進的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十一五”規劃中有很多很好的判斷。比如說，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關鍵。這個判斷值得關注。行政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下端，又是經改和政改的結合部，已經深入到核心的利益層面。2005年后我們明顯觀察到，改革努力在行政體制內部進行政府自身的改革。改革的重心已經發生了調整，要求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并駕齊驅，我們甚至可以說，時至今日，政改的重要性已經超過了經改。

中國改革內在的要求、發展的邏輯要求我們把改革的重心放在政改上，但是政改很困難。一方面是因為30年來政改明顯滯后，而且改革還帶了一個怪胎，就是權貴資本。權力與資本結合了。80年代這一點還不明顯。1992年以后，權力與資本的結合越來越緊密，從上而下，形成了一個非常龐大的體系，它不是一個個別現象，而是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他們和資本的關系千絲萬縷，兩者結合，成了改革路上的巨大障礙，就像烏龜背上的硬殼一樣。我們隨時都能夠看到權力資本的影子。改革一旦要觸及他們的利益，幾乎就寸步難行。這個改革難度和80年代初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這樣一種非常僵持、非常復雜，權貴資本滲入到社會方方面面的情況下，改革的動力在哪里？我覺得動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第一個動力是中國社會經濟政治中不可能不出現問題。有時候這些問題以非常尖銳激烈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些問題會驅動改革。一些地方官民沖突日趨激烈，公眾不信任的情緒在加劇。我舉一個例子，央視一棟樓燒掉了，老百姓的心態和80年代完全不一樣，那時候大家也許會認為，這么大一棟樓，還沒有用，就燒掉了十幾個億，很可惜。現在很多人心情很復雜，甚至有一種幸災樂禍的心情，竟然“樂于”看到它被燒掉了。這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種政治情緒，這也是一種政治壓力。壓力會導致改革。

第二個，社會公眾對政治改革還是有很高很強烈的訴求。對權力與資本結合，侵害老百姓利益的現象，老百姓有強烈的改革的沖動和欲望。

問：在談到中國改革的策略時，“增量改革”是一個常常被提到的詞，但隨著前些年政府稅收劇增、大型國企獲得大量政策性收益，改革的增量顯然在不斷變成改革的存量。最近一些經濟學家如張維迎提出，要將央企股份和外匯儲備均分給全體國民，這種“存量改革”的思路立刻遭到了強烈的反對。我們不討論張維迎這個方案的可行性，而是想請教，改革能夠一直回避存量而進行下去嗎？

當中國經濟受制于內需不足的時候，我們的分配制度應該做什么樣的調整？

汪玉凱：政府是一個社會里唯一掌控著調整利益分配杠桿的力量，它可以通過各種手段調整利益分配的格局。

現在的利益格局說明分配杠桿掌控不力。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效率優先”的格局下，可以說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存在著“公平”問題，如何使利益分配的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避免發生激烈的沖突。回過頭來看，當年考慮也欠周詳。利益分配失衡有三個標志，個人財富貧富差距擴大，城鄉差距擴大，地區差距擴大。我們沒有抑制住貧富差距過大和城鄉、地區差距擴大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政府拿走的太多。稅負太高，稅種太多，通過稅收，通過審批，通過行政壟斷，政府從社會財富的大蛋糕上切走的太大，而留給老百姓的太小，這就是通常說的“國富民窮”。除了一部分強勢利益集團，稍好一點的是中產人群，樂觀估計有1.2億人左右，再下來的都可謂“弱勢群體”。

這個問題已經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關注。通過加大基本公共服務投入，投入民生和社保領域，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一種調節分配制度的努力。觸犯了當權者的利益，改革就困難。公車改革不知道改了多少次，都以失敗告終。一個副部級官員，退休后還要配專車，這是全世界都沒有的。我們的公費醫療中相當一部分被“干部”醫療花掉了。還有以權謀房。國外很多國家實行官邸制，哪怕你是總統，任期一結束，就要把房子空給下一任。我們建議多次中國應該搞官邸制，減少馬路邊上的腐敗。現在官員調動、掛職鍛煉，都有好幾套房。人走了，房子還給他留著。但涉及到這些問題，改革的步子非常艱難，甚至連啟動都啟動不了。改革如果不在關鍵的地方，特別是涉及到官員特權的地方動真格的，就很難取得公眾的信任。

問：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最近撰文說，“黨管干部”的思路應該與時俱進，不應該成為民眾履行民主權利，選舉基層領導人的障礙。關于“民主”二字，中國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民主就是建立在選舉制度、“三權分立”和多黨制基礎上的英美民主體制，有人基于中國的民主實踐提出“協商式民主”，耶魯大學的王紹光教授最近在書里說，民主的真義只可能在古希臘的“抽簽式民主”里才有。您怎么理解“民主”和民主在中國的前景和路徑？

汪玉凱：兩年前的兩會上，溫家寶總理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他強調，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要完成兩大任務，進行兩大改革。兩大任務是：“集中精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推進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兩大改革是“推進以市場化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發展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俞可平教授出了那本《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書以后，關于民主的概念，有一些爭論。這些爭論里反映出中國改革到現階段，人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發展的特殊關注。人們表面上是在爭論“什么是民主”，實際上爭論的是中國要走什么樣的民主政治的道路。

我的看法是，從理念上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肯定是普世的。但是任何一個國家和一個時期，民主的形式是有差異的。民主的實質是多數人決定，本質是一種政治程序。這個本質，民主和法治等價值代表的人類文明本質，是不會變化的，但民主實現的形式可以有差異。美國是總統制的，英國是議會制的，中國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一定只有一種方式才能實現民主。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不一定全世界都可行。

不同的民主實現形式孰優孰劣，需要社會發展實踐來檢驗。這符合我們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好不好，要由在一個社會中體驗、感受民主政治生活的普通公眾說了算。這是最起碼的前提。另外，我們要看它是使社會穩定還是導致社會動蕩，是推動還是抑制社會經濟發展，有利于社會成員張揚個性、發展創造性還是抑制個性與創造性，這是通行的標準。

中共十七大提出四個民主：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報告說，人民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對干部實行民主監督，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這些目標在邏輯與表達上都無懈可擊，重點是落實這些目標。比如民主選舉，應該把選舉人的真實意見表達出來，而不能從外部施加壓力。而且，選舉應該在哪個范圍內進行？除了能選村長，能不能選縣長？民主不僅是一個口號，還要讓老百姓體驗到、感受到，才能取信于民。

問：在政府資源的安排和投入方面，不時會出現爭議和分歧，我們注意到，美國的經濟刺激計劃一直在拯救企業和減稅之間爭論，過了很長時間才最后批準了一個綜合了企業救助和減稅的方案。中國的4萬億是更多地投往基建和大型企業，還是更多地用來建立社保體系，同樣面臨爭議，但很短的時間里就確定了投向。我們怎么理解這兩種政治過程的區別？在談到中國經濟增長，很多人認為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中國各級政府的權力集中，可以進行高效率的決策和服務。而民主總是和“分歧”、“爭論”、“緩慢”聯系在一起，因此被看作是一種效率較低的方式。怎么評估公共政策的效率？

汪玉凱：經濟危機一發生，就有人說這是西方市場和民主制度的失敗，我覺得下這個結論未免為時太早。中國一方面受危機影響，另一方面，在危機中經濟表現仍然不錯，這是我們的幸運，但不宜過于樂觀，盲目樂觀。我們的經濟體系中還有很多問題，許多改革需要深入進行。

危機來的時候，全球政府都在利用行政力量救市，我們也出臺了救市的措施，但我們評估這些政策的效果時，不能把它們和我們的長期目標對立起來。

問：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怎么看到五四運動提出的“民主”和“科學”九十年來在中國的發展歷程？

汪玉凱：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嘗試了種種使中國與現代接軌的方法，從器物到制度，從改良到革命，不一而足，科技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等實踐都開始了，但是沒有一個成功。五四運動給中國人補上了思想解放這一課，是很有必要的。當時的啟蒙者有他們自己的思想局限，但沒有這一課，中國現代化路上恐怕還要 走更多彎路。從那時候開始，民主和科學一直是中國先進人才追求的目標。雖然五四啟蒙者提倡的很多現代價值并沒有在中國真正普及，啟蒙后來夭折了，沒有完成，但啟蒙的歷史主題已經提出來了。我有一篇文章，談的是對中國近30年來民主政治發展的思考，標題闡釋的就是五四的主題：時代呼喚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